什么是“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就是那个能证明皇帝身份和权威的巨大的印章。

我们在现在的影视作品中能看到县太爷升堂的时候都有一块巨大的官印放在案几一旁。这官印是皇帝给的，用来证明他的官员身份和权力的。而玉玺就是皇帝的“官印”，是天底下.大的官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他官印都是由玉玺派生出来的。

那么这个“传国玉玺”是什么样子的？它从何而来，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历史上的玉玺是秦朝以后历代帝王相传的印玺。中国历史上的..个皇帝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下令镌造一枚皇帝玉玺，称之为“天子玺”。据史书记载，此玺用陕西蓝田白玉雕琢而成，方圆四寸，螭虎纽，一说龙鱼凤鸟纽。玉玺正面刻有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从此，历代帝王无不把传国玉玺当作权力的重要象征，当作一统天下的象征。传国玉玺不仅成为野心家觊觎和割据君王争夺的目标，也是..王朝后宫的珍宝，国之重器。得到玉玺的人将玉玺解释成自己“受命于天”的表现；而一旦失去玉玺则被视作王朝“气数已尽”的表现。如果有哪个皇帝登基的时候没有传国玉玺捧在手里，就被讥为“白版皇帝”。意思是说你这个皇帝是自己封的，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发出去的没有玉玺印章的诏书自然也不那么令人信服了。

传国玉玺据说是用..的“和氏璧”制作的。这“和氏璧”可是古今罕有的绝世宝玉。传国玉玺的传奇要从这块和氏璧说起。

据说春秋时的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认定是稀世珍宝，就献给楚厉王。楚厉王难以判断，就叫玉工来辨识一下。恰好这宝玉属于深藏不露的那种类型。楚国的玉工看不到它的宝贝之处，就说是一块普通石头。这下可害惨了卞和。卞和以欺君罪被砍去左脚，落下了..残疾。后来楚武王即位，卞和又一次献上宝玉。楚武王和玉工们又一次冤枉了卞和。卞和再次被判处欺君罪，连右脚也被砍去了。楚文王即位后，年老的卞和抱着这块玉在荆山下号啕大哭。楚文王知道后很奇怪，派人去问。卞和说：“我并不是悲叹自己的命运，还是为手中的宝玉被世人看做是普通石头感到悲哀。总有..会有人证明我没有撒谎。”楚文王就叫人将卞和的石头剖开，细心考察，果然雕琢出了一块稀世宝玉。“和氏璧”因此得名。

奇怪的是，和氏璧诞生后，围绕在它身上的传奇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楚威王时，昭阳灭亡越国，为楚国建立了大功，得到了和氏璧的赏赐。和氏璧进入了“流通渠道”。后来昭阳出游赤山。赤山下有很深的水潭。昭阳是个很喜欢炫耀的人，在水潭畔高楼里宴请宾客，拿出和氏璧来让大家鉴赏。根据在场人事后回忆，当时水潭中突然跃起一条大鱼，足足有一丈多大。这条大鱼还带出了一群各式各样的小鱼来。大家都觉得很稀奇，都跑到水边去看鱼了。等大家赞不绝口地回到房间后，发现和氏璧不见了！昭阳震惊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怀疑是门人张仪偷的，对可怜的张仪严刑拷打，死命要审出宝贝的下落来。可和氏璧并不是张仪偷的，再怎么打也打不出宝玉来啊！结果是张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休养后背楚入魏，.后入秦帮着秦国人出谋划策，专门和楚国人作对。和氏璧没有找回来，楚国反而多了一个死敌。

和氏璧其实是被其他人偷盗的。昭阳在楚国的势力很大，在失窃后出千金悬赏，追查和氏璧下落。风声实在太紧了，偷盗者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将和氏璧“脱手”。后来，赵惠文王时期，和氏璧突然出现在了赵国首都邯郸。内侍缪贤只用了五百金就买到了这个宝贝，喜欢得了不得。赵惠文王知道后，多次暗示缪贤将宝玉送给自己。缪贤就是舍不得。赵王急了，干脆派兵到缪贤家生抢和氏璧。这事闹得很大，让西边的秦昭襄王知道了。秦王就给赵王写了一封信，说愿意用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当时秦强赵弱，赵惠文王怀抱着宝玉，急得不知所措。下人蔺相如临危请命，引出了一段“完璧归赵”的故事来。和氏璧之后长期保存在赵国的宫廷中。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和氏璧这才落入秦国人手中。

和氏璧与生俱来的曲折命运似乎预示着用它加工制作的传国玉玺的多舛命运。秦始皇用它造至高无上的玉玺，本来希望这个皇权的象征能够世世代代在嬴姓子孙手中传下去，永保江山。不料愿望总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秦朝迅速灭亡，和氏璧造就的传国玉玺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历79 程，并.终湮没无闻，成为一大历史谜团。

这里又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巡行至洞庭湖时，湖面风浪骤起，秦始皇的御舟眼看就要被风浪给颠覆了。秦始皇情急之中，把传国玉玺抛入湖中。奇怪了，洞庭湖顷刻间水平浪静，秦始皇一行得以平安过湖。八年后，秦始皇出巡道华阴平舒道时，有人拿着玉玺站在道中，对秦始皇说：“玉玺还给祖龙(指秦始皇)。”说完，那人就不见了踪影。传国玉玺重新进入秦国手中。这个故事对塑造秦始皇的光辉伟大形象很有帮助，所以被秦朝广为宣传。我认定这完全是一个官方主导的政治谎言。

能够被历史证实的是公元前206年的10月，刘邦率农民起义军打到了咸阳灞上，秦王子婴投降，将传国玉玺献给了刘邦。刘邦细心呵护着玉玺，并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将它作为了新王朝的传国玉玺。刘邦也希望玉玺能够在刘家世世传受，将它称作“汉传国玺”或“汉传国宝”。传国玉玺珍藏在长乐宫。西汉末，王莽篡权。他要改朝登基，需要玉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当时玉玺由他的姑姑，汉孝元太后王政君掌管着。王政君对刘家的感情比对王家要深，就是不交出玉玺。.后王莽命弟弟、安阳侯王舜逼老太后交出玉玺。王舜撂下了狠话，说这玉玺是不交也得交了。王政君早先对王莽等人印象很好，现在感觉被虚伪的侄子给骗了，哭骂着将玉玺掷到地上。王舜慌忙将玉玺捡起来，可惜玉玺还是被摔掉了一角，不完整了。后来，虽然王莽等人用黄金将缺角给补上了，但是玉玺还是留下了瑕痕。

王莽的新朝政权垮台时，传国玉玺就在王莽的尸体身上。乱军抢到传国玉玺，献给了绿林起义军拥立的更始帝刘玄。刘玄后来被赤眉军打败，传国玉玺一度成为赤眉军拥立的小皇帝刘盆子的玉玺。刘盆子后来也失败了，投降建立东汉的刘秀。传国玉玺重新成为了汉朝的玉玺，从刘秀开始，一直在东汉诸帝手中流传。洛阳的东汉宫廷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传国玉玺，生怕出一点纰漏。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何进、袁绍等人武装诛杀十常侍的时候，太监们裹挟着汉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等血腥镇压平定后，宫中查点宝物，发现玉玺不见了！十余年后 ，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洛阳再次招来血光之灾。董卓战败西逃，放火焚烧了洛阳宫廷。.先突入洛阳的孙坚部在救火的时候，于洛阳城南甄宫井中打捞出一宫女尸体。宫女颈下赫然悬挂着传国玉玺。孙坚视之为吉祥之兆，有心将玉玺占为己有。不料孙坚军中有人将此事告知了盟主袁绍。袁绍也想要这传国玉玺，就又演出了好多幕大戏来。有人说袁绍立即扣汉光武帝刘秀的“标准像”。传国玉玺在他手里停留过吗？押孙坚的妻子逼孙坚交出了玉玺；三国演义则说孙坚带着玉玺返回长沙，在路上被和袁绍一伙的刘表截击而死，后来玉玺落入袁术手中。不管怎么说，袁绍也好，袁术也好，.后都被打着汉朝旗号的曹操给打败了，传国玉玺重新回到了汉献帝的手里。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位给自己，建立了曹魏。传国玉玺自然顺延成为曹魏的皇权象征。曹丕画蛇添足，派人在传国玉玺的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三国一统于西晋，玉玺归晋。西晋末年，中国北方陷入了所谓的“五胡乱华”时代，朝代更迭频繁，动荡不安。传国玉玺开始了.为剧烈的颠沛流离。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玉玺被灭亡西晋的匈奴部、前赵刘聪所夺得。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夺得玉玺，也画蛇添足在右侧加刻了“天命石氏”，意思是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后赵大将冉闵杀石鉴自立，建立了冉魏，续而拥有了玉玺。在乱世中，所有的野心家都需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希望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贬低、打击对手。听说冉魏拥有玉玺，北边的鲜卑族心理不平衡了。81 公元352年，鲜卑族慕容儁为得到传国玉玺，南下攻魏。三月，冉闵兵败被擒，五月被杀。冉魏都城鄴城被北鲜卑大军团团围困。冉魏大将军蒋干等人辅佐太子冉智闭城拒守。当时鄴城发生了饥荒，到达了百姓相食的地步。后赵时期的宫女都被饥饿的人们吃光了。蒋干为了解决困境，只能一方面奉表向鲜卑族请降，一方面又派人向东晋的谢尚求救。蒋干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够将鲜卑军队和东晋军队都吸引过来，让他们鹬蚌相争。谢尚等人也不是傻瓜。谢尚战前派戴施占据枋头。东晋素无恢复北方故土的雄心壮志，相反更看重冉魏手中的传国玉玺。对于以天下正统自居的东晋王朝来说，传国玉玺是证明自己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戴施接到蒋干的求救信息后，就派了个使者到鄴城讨价还价，说东晋可以出兵援助，但是必须拿传国玉玺来做信物。蒋干犹豫不决，不愿意用传国玉玺来换援兵。戴施见蒋干还在犹豫，在几天后亲率精兵百余人入鄴城助守，进一步欺骗蒋干说：“天子听说玉玺已经到了我手中，这才相信蒋干你是真心诚意求援的，调遣军队粮草来救。”蒋干相信了戴施的话，将玉玺交给了他。戴施一拿到玉玺，就密令何融送传国玉玺到枋头，再派遣部将胡彬以三百精骑连夜护送玉玺到东晋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玉玺重新成为晋王朝号令天下的象征。两个月后，鄴城被鲜卑族攻破。冉魏灭亡了，但鲜卑人并没有实现得到传国玉玺，做名正言顺的皇帝的目的。他们的沮丧与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慕容儁干脆谎称得到了玉玺，登基做了皇帝。似乎是为了证明玉玺在自己手里，鲜卑人还信誓旦旦地改元“元玺”。

在这个阶段，称王称霸的人很多，但玉玺只有一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于是很多豪强枭雄自己私刻玉玺。比如东晋朝廷南逃后，就自刻了一个玉玺；此外还有西燕慕容永刻的玉玺、姚秦的玉玺等等。他们私造玉玺的“创意”得到了后世许多乱臣贼子和枭雄豪强的欢迎和效仿。

话说那玉玺留在建康，随着东晋、南宋、南齐、南梁世代相传。到了南梁时，建康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在寿阳起兵叛梁，.后攻占了首都，得到了玉玺。侯景很快被杀，叛乱被平定。但侯景任命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却趁乱拿着玉玺潜逃到了广陵，被一个叫郭元建的人抢走了玉玺。郭将玉玺献给了北齐的行台辛术，辛术再转献给北齐朝廷。传国玉玺遂为割据黄河中下游的高氏所有。后来南陈取代了南梁，但是没有传国玉玺，怎么办？好办，自己刻一个玉玺。于是玉玺越刻越多，每个割据政权都宣称玉玺在自己手中，自己才是真命天子。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正月，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亡北齐。传国玉玺进入北周。四年后，外戚杨坚废北周静帝，建立隋朝。传国玉玺成为隋朝的国宝，隋朝将传国玉玺改称为“受命玺”，所谓隋命天授。公元589年，陈朝灭亡，隋朝统一全国。那些私刻的传国玉玺也就统统被隋朝没收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内容不同的传说。说的是侯景死后，玉玺在混乱中被投入到栖霞寺井中。后来寺里僧人将玉玺捞出收存，等到陈朝建立后献给了陈武帝。不过这个传说缺乏依据，很有可能是陈朝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伪造的故事。

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传国玉玺牢固地掌握在皇室手中，被封为..至宝，没有出现什么传说。唐末朱温篡位后，历史进入了纷扰的五代十国时期。玉玺再次遭遇乱世，厄运迭起。朱温建立的后梁掌握玉玺没几年就被后唐给取代了。公元937年1月11日，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带契丹军攻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玉玺从此下落不明。

后周太祖郭威登基时，曾遍寻传国玉玺而不着，便刻了“皇帝神宝”等两方印玺，聊作安慰。这两方印玺一直到北宋都是皇权的象征。宋朝一直没有放弃重新发现传国玉玺的希望。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咸阳有个人叫段义。他声称自己在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就是失踪多时的传国玉玺，献给朝廷。朝廷很重视，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官员认真考证，认定这是“真秦制传国玺”。《宋史》专门记载道：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李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83 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整件事情搞得很隆重，也很轰动。可惜的是，宋史的几处记载都令人生疑。宋史既然一一列举了“玉玺”身上的刻字，但没有提及“大魏受汉传国玺”和“天命石氏”等刻字。而李公麟与蔡京等人的考证方法臆想成分大于严肃的考证。后人更愿意将这个“重见天日”的玉玺看做是想当然的玉玺，认为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事实上，在宋朝有许多发现传国玉玺的消息，但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宋徽宗是个昏君，好风雅篆刻，曾经刻了皇帝印玺十方。有人说这是宋徽宗画蛇添足，自欺欺人；更多的人认为这是宋徽宗在没有真正传国玉玺的情况下，多刻玉玺，淡化真正传国玉玺的地位。

元成宗铁穆耳时，天下又发生了一次“发现玉玺”的闹剧。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病死，遗嘱由皇太孙铁穆耳回朝即位。当时，铁穆耳以皇太孙的身份和丞相伯颜镇守上都。回大都的路上，右丞相张九思献上“传国玉玺”一枚，说是秦朝相传的国玺，在宋元交界的乱世为元朝大将军木华黎所得。现在木华黎的后裔因家境衰落而卖出。铁穆耳郑重将玉玺收下后即位。但这个玉玺没有被其他人看过，更没有经过任何考证，可信性可想而知。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也打过玉玺的主意。他派遣徐达深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蒙古的元朝残余力量，一大目的就是寻找传国玉玺，.终还是无功而返。明孝宗时，又有人进献“传国玉玺”。但明孝宗很肯定地宣布自己看到的“玉玺”是赝品而未采用。在明末改朝换代的时候，多尔衮率八旗部队出征蒙古察哈尔部，据说意外地从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那里得到传国玉玺。多尔衮凯旋回师将玉玺交予皇太极。皇太极于得到玉玺的第二年改国号金为大清，建立清王朝。当然这个玉玺的出现更多也是出于政治需要炮制的。乾隆皇帝好考据，曾对大臣高斌献上来的玉玺进行仔细考证后，钦定其为赝品。他说：“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乾隆将这个假货当作工艺品放在宫殿中储存起来，聊作玩物。

明清两代，不时出现“发现传国玉玺”的传闻。但拿出来的玉玺都是附会仿造的赝品。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大为改变，不像之前朝代那样看重了。据《明史。舆服志。皇帝宝玺》载，礼部尚书傅瀚谈及地方送来的各种所谓“传国玉玺”时评论道：“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他认为正是人们对传国玉玺的过分看重才导致了仿冒盛行。乾隆御制的《国朝传宝记》也说：“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若论宝，无非秦玺，既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看来，就是做皇帝的人，对玉玺的真伪也看得很开了。

1924年11月，冯玉祥等人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紫禁城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曾在宫中追索镶金的传国玉玺，的确没有找到。至此，人们相信，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已经被慢慢的历史黄沙所湮没了。

考虑到传国玉玺是材质奇特的和氏璧所制，应当流传万年不坏。说不定它正静静埋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等待有心人去考证发现。

秦印技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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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国秦系印

（一）“志纵”（绪图3）铜质，西安半坡村战国墓葬M51墓出土，原报告此墓的年代为战国。

（二）“泠贤”（绪图4）玉质。

（三）“泠贤”（绪图5）玉质。

以上两印同为1975年秋江陵凤凰山M70号墓出土，此墓属于秦昭襄王时期。这两枚印的印文字体明显属小篆的范畴，为楚地所出，与楚玺文字风格大相径庭，可知也是秦印。

以上三印从出土资料来看，是战国时期的秦印，印学界称之谓“秦系印章”。“志纵”一印，为吉语类印，秦印中吉语类印章存世颇多，如“思言敬事”等等。可见秦人多有佩印习俗，此类印多成批生产，以铸印为多。“志纵”印从印文线条上与凿刻而成的秦印来相比较，可知“志纵”印为铸品而非凿刻品，同样内容的“志纵”印，也散见各家所藏，虽然与“泠贤”玉印的小篆风格相比较有一些差别，但从字的结构特点来判断，犹其“志”字与秦吉语印，“相思得志”之“志”几同一范，“志纵”印是较为典型的战国秦印。

来看看存世的几枚战国时期的秦官印。

“王兵戎器”（绪图6）、“颤里典”和“乐阴右尉”（绪图7）等几方战国秦系官印，除了前面两方“泠贤”的材料是特殊的玉印外，“志纵”、“王兵戎器”、“颤里典”和“乐阴右尉”等几方均为铜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印面有界格边框，除了楚系印有部分带界格边框者之外，印面有边框和界格是秦印的.明显特征。这些印的共同特点还在于印文体势圆转，富含先秦金文意味，与当时..的秦系铜器秦公钟、秦公�D铭文意趣大抵属一脉。

由于印章性质的特殊性和史籍资料相对的缺乏，秦印不同于青铜器铭文，青铜器铭文多刻铸有记年铭文，使得判断一个器物的明确年代比较容易。我们目前尚无过硬的科学发掘资料和证据，从存在的秦系印章中准确剥离出哪些是西周秦印，哪些是春秋战国秦印，只能大概的根据其印文字体，印钮和印台等因素来判断其年代的相对早晚。秦印文字的演变是与秦系篆书的演变不能分离的，它的演变既与其他青铜铭文有着诸多的不同，换言之，印章文字既属青铜铭文，到后来它服从于“印章模式”即“印化”的需要。它的字形变化多出于工师们的“巧思”和“机心”，这时的印章文字已经渐渐与青铜铭文拉开了距离，沿着自己的审美与实用的需要走上了独立的艺术之路。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从整体上看青铜铭文的线条从商周的厚重饱满、体势圆转（绪图8）到春秋战国时的体势转折有度、细劲富含力度的渐变，与商周铭文多为铸成，而春秋战国铭文多手工刻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制作工艺的改变也导致了艺术风格的不同，这点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同为铜器的印章也与之相关联，存世的先秦古玺朱文印点了一半，这些朱文印绝大多数为铸成，而白文印中除了秦系印凿刻较多之外，其余诸系的白文玺印也多为铸成。所以，先秦的铜器铭文也好，青铜玺印也好，其总体上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字体圆转，线条饱满，动感较强。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用的需要，青铜器铭文中以记录国之祭祠、征战、赏赐等具有庙堂气氛的鸿篇巨制，渐渐变少。因诸侯割据互相兼并，长达几个世纪的征战与动乱，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刻以较简单的记年记事，甚至简单到只刻主人姓名或器物重量与编号了。社会的连年动荡与器物的频繁易主，原来的繁冗铸造工艺显然已不适应时下的需要，于是铜器铭文由原先的铸造工艺发展到手工凿刻，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合金铜的特性是既坚又韧，在富含铅锡比例的青铜器上手工凿刻文字，其施刀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出于世家的能工巧匠。所以在刻制过程中势必将线条缩短，将圆弧处处理成方折，这样不但省工易刻，而且方折排叠的笔画也别具美感，但首先是一种实用的选择。

别外，秦系文字的特殊地域性，其自身的发展自然有着独特的地域色彩，如果说秦地的西周时期的《不其》（绪图10）铭文风格与其他的西周青铜铭文风格区别不大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时期，铭文风格就有了较明显的变化。..的《秦公�D》（绪图11）和《秦公簋》（绪图12）上的铭文虽有周铭的旧痕，但细细观察其字形、结构及线条，都有了后来秦国小篆的影子。

如果说《秦公簋》铭文已经表现出秦小篆的端倪的话，那么..的秦石鼓文（绪图13）和秦景公时期的石磬铭文（即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磬铭文）（绪图14）这两组石刻文字除了字形结构上较多的金文结构外，文字的线条感与形体的意态与小篆已极为接近了。再往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方升铜铭（图15）则与统一后的秦诏版趣味一致了。通观秦各时期的青铜铭文特征可以看出，由早期的西周式向中期的既有西周式又初见秦式端倪渐渐过渡，尔后，是周式风格残留、秦式风格突显的这么一个演化发展过程。铭文由原来的多是铸造到后来的多是凿刻，字体由原来的混圆厚重到后来的刚韧劲健，方圆并寓。

秦私印的演变发展自然也脱离不开这条轨道。

那么，我们来看几方早期的秦私印。“阴秦”（绪图16）、“张婴”（绪图17）、“”（绪图18）、（隗都）（绪图19）、（芥）（绪图20），它们都有秦印独有的外形特征，印有“口”字和“日”字界格，又都 是长方形状。但印文的字势多以弧线为主调，如果把秦印特有的界格抽去，只剩余印文的话，这几方印即是完完全全的战国古玺了，不易把它与秦印联系起来。但到了后来秦印的模式渐渐固定并在印文结字方面也渐渐走向方折化了，除了“印化”的需要，因为方折的笔画比圆弧的笔画更宜于施刀凿刻，有篆刻创作经验的人不难理解这一点。其主导因素加起来无非两点，即制印工艺的改进和小篆的渐趋成熟与标准化。

“玺”（绪图21）、“�M玺”（绪图22）、“婴玺”（绪图22）是很典型的几方秦印，印学界将这类冠以“玺”字的秦私印，定为统一前的秦印，原因是统一后的秦国，“玺”字只允许帝王专用，臣下只能用“印”字。但是，将这几方战国秦印混在普通的秦印中，其印文风格与常见的秦印几无区别。另1995年西安近郊所出土的数千方秦封泥中，品种十分丰富，有一少部分为战国时期秦官印钤盖留下的封泥，笔者的藏品中有一品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寺工丞玺”（绪图24）。一望可知此封泥的钤盖年代是在秦统一前。否则，在统一后的秦帝国，一个普通官吏的用印冠以“玺”是不可想象的，从这方封泥印文风格上来看，它与统一后典型的秦印、秦封泥的印文风格，并无二致，甚至更接近汉代的青铜铭文趣味。以上几点可以比较明确的告诉我们，人们已经熟识的典型的秦印模式和风格是在秦统一前已经形成了。统一后的秦只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和规范，这与秦系青铜铭文演化的轨迹是一致的。